开篇导语

请注意书籍的发行日期，避免进行无意义的争辩！

在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自我提升与学习新知识。许多人通过读书、上网课、参加讲座等方式，不断充实自己。这种趋势反映出，现代社会对个人能力的需求日益提高，不断学习成为了职场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体来说，读书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学习方式。书籍涵盖的知识面广泛，从文学到科学，从历史到哲学，应有尽有。通过阅读，人们可以了解到不同领域的知识，拓宽视野，启发思考。此外，阅读还能培养耐心和专注力，有助于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除了读书，网课也成为了许多人学习新技能的首选。网课具有灵活性和便捷性，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进行学习。同时，网课通常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授课，内容专业且实用。通过网课，人们可以系统地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参加讲座也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讲座通常由行业内的专家或学者主讲，内容前沿且具有深度。通过参加讲座，人们可以了解到最新的行业动态和研究成果，激发创新思维。此外，讲座还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和互动的平台，有助于拓展人脉和资源。综上所述，不断学习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趋势。无论是读书、网课还是讲座，都是人们提升自我、拓展知识面的有效途径。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我曾在国民党第16兵团司令部政工处担任督察员及副处长的职务。1948年10月，我接受了南京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的直接指示后，便携带了上百本反共宣传的政工资料，紧急前往郑州的第16兵团部。紧接着的一天，我随部队转移至民权、商邱、宿县、蒙城等地，并最终集结于徐州，参与了淮海战役中的反共军事行动。

淮海战役自1948年11月6日持续至次年1月10日，共进行了六十五天。战役覆盖了东自海州、西至商邱、北达临城（今薛城）、南抵淮河的广阔地域。最终，人民解放军成功击毙黄伯韬、邱清泉两位敌军将领，并俘虏了黄维、杜聿明，总计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五个兵团、二十二个军、五十六个师（其中包括两个半师的起义部队），人数超过五十五万五千。淮海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告终。以下是我作为亲历者在淮海战场上的所见所闻及体会的简要叙述。

【一、蒋军残害人民】

【二、邱清泉谎报战况】

当人民解放军将黄伯韬的第7兵团围困于碾庄时，蒋介石迅速作出反应，不仅指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紧急前往支援，还要求徐州“剿总”的司令刘峙与副总司令杜聿明调动所有力量，在限定时间内与第7兵团汇合，以打破包围。刘峙和杜聿明随即调遣邱清泉的第2兵团和李弥的第13兵团，共计五个军的力量，在二十多架飞机、上百辆坦克以及众多重炮的掩护之下，沿着陇海线向东推进，意图增援。然而，经过连续七天的激烈战斗，他们的推进距离竟然不足五公里。在战斗中，部队伤亡惨重，战场上遗留下大量的尸体。尽管如此，邱清泉仍然向上级谎报军情，声称：“共军已经撤退，我们正在追击。”刘峙则更进一步，不仅向蒋介石发电报“报捷”，还向全国发布了通电，宣布所谓的“徐州大捷”，并强迫徐州市民放鞭炮“庆祝”。（我曾派秘书科长将捷报张贴于市区的繁华地段。）为了鼓舞士气，蒋介石还特意派遣了由上海和南京组成的慰问团，携带大量银元前往徐州进行慰问。与此同时，政工局长邓文仪也陪同美国顾问团赶到了徐州，进行慰问并观察战局。不过，令人不解的是，他们并未前往邱清泉报捷的徐州东战场。

抵达徐州西南方向大约五公里处的茶棚村南部后，换乘驴车行至山巅，到达16兵团41军的指挥所。此行目的是观察胡临聪军长如何调度部队向南推进，意图连接蚌埠铁路并与黄维兵团会合。然而，他们的行动遭到了解放军的顽强阻击，进展受阻，无法前行。因此，随行的美国顾问团失望地返回徐州。随后，邓文仪局长在徐州召集了所有政工人员进行了一次鼓舞士气的讲话。他所传达的内容与在南京时与我面谈的信息基本相符，主要提及“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美国的核武器无可匹敌，胜利指日可待”。直至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这些人员才匆忙撤离徐州，返回南京。

【三、蒋军自相残杀】

16兵团原本下辖41军、47军和99军。其中，99军留在蚌埠，后来被划归李延年的第6兵团。41军和47军从蒙城前往徐州，经过夹沟和符离集时，与解放军发生冲突，遭受损失。在徐州，这两军在三堡坚守阵地，掩护邱清泉和李弥兵团东援黄伯韬兵团，又与解放军展开激战。之后，它们向南进犯芒砀山，被解放军拦截，损失巨大，随后从徐州向西撤退至孟集地区，陷入解放军的包围。这支遭受重创的部队曾受到杜聿明和邱清泉的轻视，甚至有传言称他们打算吞并孙元良的兵团。12月6日晚，孙元良被迫率部突围。然而，刚渡过一条河，就遭遇了解放军的火力封锁，同时邱兵团的守备部队也从背后向他们开枪，孙兵团陷入前后夹击，伤亡惨重。幸存的士兵大多躲在地沟里，天亮后被解放军俘虏。孙元良被俘后伪装逃脱，而他的中将参谋长张谥熙被邱兵团守备部队击中腹部，因缺乏医疗条件，子弹无法取出，几天后去世。44军军长胡临聪和47军军长汪匣锋也伪装逃跑，但最终同样被俘。天亮时，返回的残兵被整编为122师，由少将副参谋长熊顺义担任师长，兵团部的第三处上校处长魏煜焜担任参谋长。该师下辖四个团：364团，团长廖作为；370团，团长易昭禄；380团，团长孟达观；以及一个骑兵团，团长周正麟。这个师隶属于72军，而16兵团的编制则被取消。

【四、蒋军逃离徐州时的见闻】

黄白韬阵亡、黄伯韬兵团覆灭后，徐州“剿总”指挥官刘峙惊慌失措，逃至蚌埠。副指挥官杜聿明随即指令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大兵团于11月30日自徐州向西撤退，然而此举缺乏周详规划。41军山炮营仓促撤离，仅半日行程便遗失了九门山炮，另有两辆坦克在城东公路被遗弃，其中一辆引擎持续轰鸣了一整夜。城内部队未及整编便慌忙逃窜，部分营、连长仅简单命令：“向西，快走！”未指明具体目的地，士兵们便蜂拥西行。徐州以西的公路与小径上，车辆与行人拥堵不堪，满是急于逃命的军队与受骗的民众，场面犹如影院散场时的混乱。时有车辆故障，导致数百车辆滞留公路；一旦枪声响起，预示着解放军的追击，车上人员便丢弃所有物资，争相逃命。杜聿明所乘的黑色轿车也因故障被弃于河岸边。众多军官家属未能搭乘飞机，转乘汽车西行，枪声一起，便纷纷下车奔逃。部队陷入混乱，官与兵彼此失联。

蒋军自徐州向西撤退期间，众多部队未能及时集结，原因在于部分士兵忙于掠夺民众与仓库财产。正规部队率先动手，随后杂牌军及还乡团也相继参与掠夺。其中，第九军一名连长，沈同林，亦参与其中。他公然宣称：“我现有金子一两六钱，若能凑足四两，我便收手。”这些掠夺所得的物品，很快便在市集上被公然出售。

【五、蒋军迫害青年学生】

11月30日，徐州“剿总”撤离徐州之际，强迫来自海州、连云港等地的一万余名学生随行西迁。这些学生中，男生被要求每人携带四枚炮弹。行进过程中，部队占据了民居，而学生们则被安排在道路旁和村庄边缘的沟渠里。当飞机空投粮食时，学生被命令抢收以供部队食用；即便学生偷偷留下少量大米准备做饭，也往往刚做好就被士兵抢走。饥饿难耐的学生们不得不以麦苗、带毛的牛羊皮和蹄子为食。随后，男生被编入部队，作为前线士兵，女生则被分配到军队中担任文书、护士以及军、师政工处的歌咏队员。学生们随身携带的手表、钢笔等财物被士兵掠夺一空，甚至遭受老兵的暴力对待。许多女生被高级军官诱骗并遭受性侵。铜山中学的1500名男生和500名女生，在荷枪实弹的交警押送下被送往部队。男生用于补充兵员，女生则担任文书和护士工作。其中一名男生李永昭，因病无法参与挖掘防御工事，竟被连长当场枪杀。严寒中，许多学生因饥饿和寒冷而死亡，他们的衣物也被部队剥夺。

【六、包围圈内】

陈官庄周边被围困的区域内，蒋军已将民间所有的家畜和家禽掠食殆尽。民众藏匿的粮食，包括大米、面粉、地瓜及豆类，也被蒋军彻底搜寻并消耗干净。门扉、家具，甚至坟墓中的棺材，都被当作燃料烧尽。夜间，身着便装或反穿军装的蒋军士兵，投奔解放军阵地投降的事件屡见不鲜。多位团长致电杜聿明和邱清泉，报告称：“我的部队几乎逃散殆尽。”为应对此状，杜聿明和邱清泉派遣亲信组成“警戒队”，实施严密监控。然而，这支“警戒队”中也有不少人选择投奔解放军。两人曾颁布严令：士兵逃跑则处决班长，班长逃跑则处决排长，以此类推，直至处决营长。但实际情况是，整排的士兵、整连的队伍，乃至整个营的官兵都在不断逃亡，最终投降了解放军。

在封锁区域内，由于粮食短缺，蒋军指挥官杜聿明致电蒋介石请求空中补给。由于空投地点位于邱清泉兵团的营地，不少学生和难民试图抢夺空投的粮食，结果多人遭到伤害。第十三兵团的李弥，因其部队分配的粮食不足，也派士兵参与抢夺。这些抢粮者之间发生冲突，导致自相残杀。每次空投粮食都会造成数十人的伤亡。邱清泉兵团抢到的粮食，在层层克扣之下，分发到连队时往往只剩下少量的大米，有时甚至只有三碗。全连只能煮一大锅稀薄的米汤，几乎像开水一样。有一次，第七十七军第二百八十六团八连的小炮班在空投时奋力抢到一袋粮食，偷偷带回连队并打开，却发现里面装的竟是沙土。士兵们气愤不已，从负责包装的人员一直骂到蒋介石的先辈。

陈官庄区域最终被压缩至约十平方公里范围内，而该区域内人口却高达二十万。此地不仅聚集了大量军队，还混杂了随杜聿明自徐州撤离的各类人物，包括军阀、官员、富商、金融家、大地主等。此外，还有依赖杜聿明庇护的眷属，如夫人、小姐，以及众多被诱骗或强制带来的国民党政府职员、教育工作者、学生、工头、商贩、僧人、戏剧从业者和风尘女子等。这里几乎囊括了国民党统治区内所有类型的个体，成为蒋家王朝丑陋社会面貌的一个集中体现。

一日清晨，一名指挥官带领一队士兵，大声宣布：“寻求工作与食物者，请聚集此处。”不久，约两百人在一处庭院内集合完毕。指挥官随即拔出手枪，下达命令，士兵们迅速行动，将这两百人身上的外衣长裤尽数脱下，仅留贴身衣物。期间，两名来自广州的人士试图反抗，却遭到一伙暴徒的残酷攻击，身中百余刀，不幸身亡。所掠夺的衣物随后被分发给士兵，以备最终突围之需。

77军的士兵普遍存在着掠夺行为，用以交换食物。在上海，一种被称为“剥猪猡”的恶劣行径在此地日夜不绝。一名唐姓女教师，其衣物被多次抢夺，每次购得新衣后不久便再次被夺，总计遭遇五次衣物被抢事件。

蒋军军官们，皆极度贪财。上级命令亲信手下，将掠夺来的空投物资，如香烟、粮食和馒头等囤积起来，再以高价贩卖。一支香烟的价格高达一块银洋，而半斤大饼或两个馒头则需五块银洋。在机场周边，非法交易市场悄然兴起，遍地都是摊位。甚至有半腐烂的棺材被挖出，用以交换，一麻袋碎木可以换得两碗大米。更令人发指的是，有人竟将死者的肉割下煮汤，冒充牛羊狗肉汤出售，一碗就要一块银洋。

强盗士兵掠夺财富后，沉迷于赌博之中。在暗市周遭的居民区地窖里，藏着骰子、纸牌、猜数字、麻将等赌具，每日均有数百人聚集于此赌博，人数大约在二三百左右。

杜聿明整日藏身于地下掩体中，面容忧郁，心中充满不安，沉默寡言，拒绝与外界交流，也不接待任何访客。

民众对蒋军士兵的暴行深恶痛绝，恨不得将其驱逐出境。相反，人民解放军则广受人民群众的拥戴与支持。每到一地，人民解放军总能见到群众放鞭炮、击锣鼓、欢歌跳舞，在道路两旁热烈欢迎，并提供大力援助。淮海战役期间的一幕幕，正如华东野战军指挥官陈毅在《淮海前线见闻录》所述：“数十万民兵络绎不绝，马车满载粮食紧随其后，随军行动东西奔走，前线人人争抢立功。”

【七、我的感受】

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捕获时，我自以为帮蒋介石作恶多端，料定难逃一死。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共产党既往不咎，既未杀害也未侮辱我们。被捕时，我试图给解放军战士一千元金圆券，但他们非但不接受，还向我阐述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对待俘虏不搜身的政策。这是我军旅生涯十多年来首次遇见真正不贪财的军队。在战犯管理所期间，共产党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政治教育，并给予优渥的生活待遇。二十多年来，我们享有精米细面、茶点糖果等丰富物资；一旦生病，便能得到及时治疗。我患有高血压等疾病，长期服用昂贵药物。原国民党徐州“剿共”办公厅中将主任郭一予两次因病休克，均被及时送往医院救治。共产党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原国民党51军中将军长王秉钺特赦后，在1982年春从美国抵达台湾时，竟声称“曾受非人待遇”（这或许只是台湾记者的捏造），这无疑是荒谬绝伦、丧尽天良的言论。我们曾多次前往北京、济南及东北各地参观学习，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逐渐领悟到“唯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的真谛。1975年3月19日，我获得特赦并被安排在安徽省蚌埠市政协工作，不仅享有公民权，还与国家现职干部一样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八年来，地方各界对我礼遇有加，给予我悉心的关照。1980年，我还有幸成为市政协委员。与我同时特赦的同学们，在大城市中有的担任政协副主席、人大代表、专员、秘书、参事和工程师等职务，多数为政协常委或委员。我们都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爱国团结、不计前嫌的政策。

《安徽历史文献汇编》第二十三期（1985年8月刊行）